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英语：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原名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简称南开经研所、NKIE），1927年由何廉倡议、张伯苓支持下创办，初名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1年，更名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并将建所的宗旨确立为“知中国，服务中国”。该机构在中国较早的开展了系统性的社会调查工作，自1927年编制的南开价格指数是研究当时中国经济的重要参考指标，也是中国首个物价指数，具有较高影响力和学术价值[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曾与《大公报》合作主办学术专刊《大公报·经济周刊》定期发布经济数据及学术论文，主持出版《南开指数》《南开经济与社会季刊》《世纪评论》《经济评论》等中英文学术期刊，翻译了多部经济学著作引入中国，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初步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在南开大学招收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研究生[2]，形成了民国时期经济学研究中的南开学派，是公认的民国时期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3][4]。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历经战乱南迁、院系调整和文革期间两次调整和恢复，其下辖的研究室逐渐壮大并派生出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和数量经济研究所等多个经济领域学术研究机构。目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内，挂靠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是南开大学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
成立初期[编辑]
1926年，何廉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同时受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负责人陶孟和的聘请邀约[3]。陶孟和邀请何廉出任美国庚款管理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研究导师[3]。何廉在婉拒陶孟和的邀约后，受其启发，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提议设立一个独立不隶属于任何学科的研究机构，得到张伯苓的支持[3]。
1927年9月10日，由何廉提议，在校长张伯苓支持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八里台的秀山堂，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何廉担任委员会的主任导师[3]。因为定位为专门的研究机构，该委员会最初阶段的任务主要围绕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中外文书刊及各种文字写成的经济资料、汇集整理编成《南开中国经济文集》和经济统计资料的编制与分析两方面工作展开[3]。1928年12月，何廉的大学同学方显廷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上海，被国民政府实业部任命为国家经济访问局局长[5]。何廉亲自到上海，劝说方显廷到南开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5][3]。1929年2月，方显廷正式受聘担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5]。受方显廷的影响，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开始转向以天津地区为重点的“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的调査研究，在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系统地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实证研究[6]。
发展繁荣时期[编辑]
1931年，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与文学院下设的经济系联合组建经济学院，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除经济领域学术研究外也开始兼顾教学职能[7]。1931年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快速发展、成果丰硕、研究条件大幅改善。1934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经济学院”名称不符合“大学组织法”的规定为由，不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备案并要求改组[7]。于是南开大学不得以在对公行文中废除“经济学院”的名称，恢复商学院及各学系，并将原隶属于文学院的经济系改在商学院设置，同时根据教育部设立研究所的有关规定，另行设立“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即“南开经济研究所”，英文为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简称NKIE[8]。但后来，南开大学并未完全执行教育部规定，在与教育部行文时相关称谓依据教育部的规章使用，但在事实上却仍保留沿用教育部未予备案“经济学院”和“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名称。同年《南开指数》创刊，因刊登反映当时中国经济的指数而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关注[2]。1935年7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是中国自主培养的并获得教育部承认的第一批经济学硕士[8]。1935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共六家机构联合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任协进会主席，方显廷任秘书长，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1]。按照该会分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负责培养地方政府和财政、合作组织以及土地管理方面的人才[1]。
抗日战争时期[编辑]
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校长张伯苓因担心南开大学遭到日军侵袭、对日军进行事先防范，在日军占领天津前，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南开中学校内忠恕图书馆的底楼并将南开经济研究所十余年的积累的127箱、21000卷图书资料、调查研究材料也于日军炸毁南开大学前装箱南运，经香港、越南海防等地中转，耗时数年，最终于1940年运抵重庆[1]。
1937年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秀山堂虽被毁，但师生无一人伤亡。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南开大学参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曾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院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7]。抗日战争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导建立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仍迁至贵阳并更名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由方显廷主持业务并邀请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员前往工作[9]。1939年，由于贵阳遭到日军空袭，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无法继续，何廉、方显廷商定将南开经济研究所迁往重庆[9]。
1939年后，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庆南开中学图书馆内南开经济研究所重新开始研究工作并恢复招收研究生[9]，是南开大学各院系所中唯一迁至重庆的机构，仅在昆明设有南开经济研究所昆明办事处[7]。1944至1945年，方显廷主持编制《（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提要）》，这两项成果展现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人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构想[9]。
研究经费[编辑]
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创立伊始，研究经费极为紧张。在创立时，南开大学学校层面拨付启动资金5000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赞助4000元，何廉把导师欧文·费雪赠送他的500美元投入创办经费，随后太平洋国际学会首期资助了2000美元[3]。在1931年至1937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快速发展、成果丰硕、研究条件大幅改善。但由于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经费依旧紧张，但融资渠道较为多元化。经济学院日常开，研究资金的缺口主要依靠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等“北四行”以及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等企业资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给予南开经济研究所一笔1932至1937年为期五年的研究经费，约定每年资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5000美元的项目研究补助，解决了全所年度资金缺口的三成，此外还资助该所每年1至2名研究人员赴英美等发达国家进行学术深造[1]。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南开大学遭到日军炸毁并前往重庆等地区，南开经济研究所也随之搬迁，只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经费极为紧张短缺。除太平洋国际学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题调研有限补助外，豫丰纱厂、裕华纱厂、中国植物油料厂、天府煤矿、庆新纱厂等工矿企业先后资助过研究所，张伯苓、何廉也曾向政府索要研究经费[1]。1942年4月，蒋介石训令教育部：“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呈，为该校经济研究所本年度经费万分支绌，请准予续拨补助制10万元一案：准予照拨。”[32]南开大学成为国立大学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停止了资助经费，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经费主要依赖学校层面的拨款。
藏书[编辑]
在1931年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快速发展，在藏书方面也颇具规模。据1931年底统计，经济类书籍达3000余部，经济类期刊达100余种[33]。在日军占领天津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十余年的积累的127箱、21000卷图书资料、调查研究材料也于日军炸毁南开大学前装箱南运，经香港、海防等地中转，耗时数年，最终于1940年运抵重庆，并于1946年南开大学返回天津复校时运回天津八里台，由南开大学图书馆专职保管[34]。1997年，由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并统计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藏书共有中文图书7800册，西文图书8726册，日文图书718册，以经济类图书为主，绝大部分为1949年以前所收藏，部分已经绝版或成为孤本[34]。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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